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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9九游会官网「专题策划」中国自行车的发展经纬从历史角度回顾曾经的“自行车王国”
J9九游会官网「专题策划」中国自行车的发展经纬从历史角度回顾曾经的“自行车王国”买菜、通勤、郊游、约会、婚嫁、时尚、运动,甚至杂技……对于中国人来说,自行车从来不只是交通工具。小小两轮车,车轮悠悠转动,一圈一圈,周而复始,便在历史的经纬里碾出时光的辙。
据明末清初小说家张潮编辑的中国文言短篇小说集《虞初新志·黄履庄传》记载,黄履庄发明的自行车“长三尺许,约可坐一人,不烦推挽能自行;行住,以手挽轴旁曲拐,则复行如初;随住随挽,日足行八十里。”
用白话文来说,黄履庄发明的自行车“约长一米多,可以坐下一个人,只需要用手摇轴旁曲拐,车就能前进”,按照清光绪年间度量的 189 丈为一里计算,这辆车“一天能行约 46 公里路”。
不同于传记小说,《虞初新志》所收篇章大抵真人真事,不尽是子虚乌有。如王思任《徐霞客传》、吴伟业《柳敬亭传》都是实有其人其事。
虽不知这辆车发明的具体年份,但黄履庄生于 1656 年,据《虞初新志·黄履庄传》记载,黄履庄在康熙年间(1662年—1722 年)发明了这种车。
法国人西夫拉克 1790 年才制成了木制自行车,这辆自行车没有驱动装置和转向装置,坐垫低,人骑在车上两脚着地向后用力蹬,车子才能沿直线前进。此后,经过德、法、英等国发明家的不断改进,1888 年,约翰·斯塔利发明“安全”自行车,意味着第一台现代意义上的自行车在英国诞生,距离黄履庄的发明已过去了一个多世纪。
令人惋惜的是,黄履庄的发明并未受到重视得到推广,只作为古籍上的些许文字,在历史时光中昙花一现。
在清朝末年,自行车还是属于较为罕见的交通工具。电影《末代皇帝》中,外籍老师庄士敦赠给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·溥仪(以下简称“溥仪”)一辆自行车,从未见过依靠人力带动两个轮子移动的溥仪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学会后便很喜欢在宫中骑行。
电影《末代皇帝》中,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·溥仪在紫禁城中骑自行车 (图片来源 / 电影《末代皇帝》截图)
在自传《我的前半生》中,溥仪提及这段往事时这样描述:“为了骑自行车方便,我把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门槛,叫人统统锯掉。”
皇宫的门槛对于清朝的遗老遗少而言,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,万万不可破坏。隆裕皇太后得知此事后大为光火,怒斥溥仪“自毁宫门,成何体统”。但溥仪还是趁隆裕皇太后生病期间锯了宫内二十多处门槛。不过这些门槛并没有被随意丢弃,两端安上了榫头,门框凿出了卯眼,夜里关门时便可放回原处。
爱骑车的溥仪也爱收藏车。为了购买各国的名牌自行车,溥仪购买过不下20 辆各国品牌的自行车,算得上是中国自行车收藏界的鼻祖。乾隆皇帝曾吟诗赏花的绛雪轩,变成了他的自行车库。这位年轻皇帝还带动了紫禁城内的骑行“风潮”。皇后婉容、公主格格们和年少的伴读都来陪他骑车。
1868 年,上海就已经有了自行车,还有一些外国人将自行车进献给光绪皇帝。此举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悦,认为大清皇帝应以稳重为主,以转轮为乐,不成体统。
据资料记载,甲午战争之后,在一些通商口岸、一些外国人居住地,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自行车,虽然更多是被外国人使用,也让百姓逐渐熟悉了这一交通工具。
然而,那时的自行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并未受到中国百姓的青睐。一方面其造价高昂,且受限于困难的骑行技术;另一方面当时道路较为颠簸不平,难以操控骑行。
1911 年,上海市邮政局从英国购入100 辆自行车,用于投递邮件。这是自行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第一次投入到上海。自行车从此有了私用和公用之分,也标志着自行车普及到大众化的层面。
初期,自行车被称为“自有车”“脚踏车”“自转车”,在北京、上海等城市街头已时有出现,渐渐遍布于近代中国的各个城市之中。因其轻便快速,自行车得到了百姓们的喜爱。
1924 年 7 月,湖南长沙修建了一条环城马路——这也是长沙市的第一条柏油马路,为自行车的发展流行,提供了硬件支持。
当时的自行车车型已有男车和坤车之分。男车有横梁,坤车是弯梁,为的是女士穿旗袍、裙子方便上下车。
这段时期,自行车逐渐成为邮政局、电报局、电话公司、公用局、局等机关执行公务的专属座驾。1930 年,广州市公安局发布了一条公示:市内常有汽车伤人毙命之事,肇事者经常逃脱,徒步追车极其困难。因此决定,培训的骑车驾驶技能,准备配置单车,发给交通使用。一年后,广州市就给配备了自行车J9九游会官方网站,每 3 人拥有一辆。
战争时期,物资匮乏、交通瘫痪,自行车借轻便灵巧体积小的特点,肩负起了运输物资、传递情报、护送伤员的重任,成为基层战士的好帮手。
在电视剧《铁道游击队》中,一身正气的彭亮将一部普通的自行车活脱脱玩成了飞天神车,让人觉得喜感十足。
1940 年后 , 中国各地在田径场里举行了不同形式的中小型自行车比赛。1947 年,中国第一次全国性表演赛在上海举行。
比较有趣的是,时期自行车不仅要上牌,还要交养路费。如 1944 年,湖南《车辆管理规定》规定,对于一些独轮手推车、脚踏车、人力车、畜力车征收养路费。
所谓“ 三转一响”,是 20 世 纪六七十年代普通家庭生活中的“奢侈品”,即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“三转”和收音机“一响”。其中,自行车位列首位。
物资匮乏的年代,一辆自行车还是“体面”的象征。由于当时实行计划经济,购买自行车必须凭票,自行车成了结婚时必需的“三大件”之一,可谓“一票难求”。
20 世纪八十年代青年人结婚时,彩礼流行送“三转一响”。一位上了些年纪的受访者表示,“自行车作为家庭必备物,脱销是常有的事,‘永久’‘凤凰’‘飞鸽’等牌子货太过紧俏,攒够了钱,也不一定能有票”“但没有自行车,媳妇不肯嫁……”
馆藏的凤凰 18 型锰钢自行车是当时凤凰牌中最好的车,如果结婚时陪嫁一辆这样的自行车,不亚于拥有现在的名牌豪车。新娘出嫁时,送嫁的如果是一组自行车队,在当年也是“老有排面”的事。自行车队车上载着的,是她的嫁妆。其中,一辆新自行车又往往是必不可少的。
生下孩子后,她们再教会孩子骑自行车——如同现在我们去驾校学驾驶汽车一样,这在当年也是生活的必备技能之一。
20 世纪五十年代初,天津自行车厂开始生产“中”字牌自行车。纯国产自行车,正式登上舞台,自行车开始走进千家万户。
1956 年,在上海唐山路工厂,新中国第一辆自行设计、自行制造的全公制标定型自行车——“永久”28 英寸 PA型男车制成。充满工业气质的“二八大扛”成了一个时代的图腾。
作为轻工业的重要代表,中国自行车产量的增长,是共和国工业发展的写照。1962 年至 1986 年,凤凰、飞鸽、永久实行凭票供应。
66 岁的老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当年谁家有辆自行车,比现在有高档轿车还阔气。“当时一辆自行车售价一百多元,而普通工人每个月工资才三四十元。”老周家的第一辆自行车是 1971年买的 26 英寸凤凰,170 元。父母取到车的第一件事是拿塑料条把大梁、车把缠起来,防止磨掉车漆,隔三岔五要用棉纱布擦车,还要上油。
当年,中国产的自行车不但可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,还有部分产品可供出口。不管在亚洲、非洲,还是在欧美,都可以看到“Made in China”的自行车的身影。
1981 年 6 月 27 日,由上海自行车场和上海丰收拖拉机厂改组成立永久自行车总厂。当时计划用两到三年时间使该厂形成年产超过 250 万辆的能力。
随后的几年间,我国自行车热潮迭起,一度被外国人称作“自行车王国”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就曾在北京收到两辆自行车作为礼物。
1984 年,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电影《自行车的王国》中提到:“目前,全世界拥有的自行车已经超过汽车的总数,突破了 5 亿辆。其中,一亿三千多万辆在中国,约占世界总数的四分之一。仅北京市就有四百万辆,平均不到两个人就有一辆自行车。”
在 20 世纪十年代,大街小巷,到处可见到人们出行的“自行车海” (图片来源 / 电影《自行车的王国》截图)
可以说,自行车承载起了当时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国。自行车载人运物,成为了我国独立研发又充满特色的载重工具。
20世纪后期,自行车不再那么紧俏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,居民生活水平提高,自行车也逐渐被电动车、汽车这种更加高速舒适的代步工具取代。直至 20 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,自行车开始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。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,自行车似乎成了我国人民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。
21 世纪,中国开始了一段崭新的单车文化历程,山地车、改装自行车的再度兴起,演变为年轻人对自行车极限运动的热衷,自行车开始卸掉代步工具的名头。
近年来,出行方式愈加丰富。然而,城市拥堵及出行“最后一公里”等问题成为了民众眼前的“烦心事”。一方面,自行车协共享模式重返街道。另一方面,随着民众对于健康的追求不断提升,低碳出行的理念改变,也让我国的骑行氛围日渐浓郁。
人们的生活方式总是随着社会经济变迁而不断流动。从形式上看,骑行热是一种生活方式的“复古”,但解剖其具体内涵,恰恰可以从中看到时代的进步。现代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是推崇多元与个性,不拘于一格,不形于一态,大众与小众,精英与草根,各类人群各美其美,美美与共。
作为一种被重新赋予价值的生活符号,骑行是真正融入骑行者生活的,没有人可以抗拒一个健康的身体与自由饱满的精神状态。骑行是一种文化,而文化永远不会消失。
“我妈曾有一辆又老又破的自行车,那是她嫁到城里的唯一嫁妆。小时候家里穷,上学、出去玩,爸妈都是骑着这辆破自行车带我。后来,家里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,自行车就给了爷爷。再后来,爷爷因为糖尿病和耳背不怎么下楼了,自行车和旧家具一起慢慢烂在小区的角落里。尽管不能骑了,爷爷还是不舍得扔,把它拆解成零件,时至今日,我还能在爷爷家的阳台里,看见那个满是锈迹的车把手……”